几年前，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《元和姓纂（附四校记）》。对这么个累累赘赘的书名，可能有人会表示不解。不过，只需翻开书就会明了，附在《元和姓纂》这部唐代谱学名作之下的四校记，或伐伪，或正本，或拾遗，或芟误，字数远是原文的十几倍。而其中史料的充实、考证的精审，阅毕更令人不禁对作者那深厚的功力感到折服。这部博大精当的四校记的作者，对大多数读者而言，恐怕是非常生疏的。他就是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岑仲勉。
岑仲勉，1885年生于广东顺德，名铭恕，字仲勉。童年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，课余自行点读《通鉴纲目》，同时随伯父学习北碑汉隶。1903年，岑仲勉考入两广大学堂，研习经史与宋人理学；并对乾嘉朴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08年，岑仲勉进两广游学预备科，1912年由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。毕业之后，他在财政、税务、邮政等部门任小职员，远离高等学府与研究机构，仅仅凭着对文史的酷爱，工余之暇，仍然研读不辍。1921年，岑仲勉已年近四旬，他发表的文章，引起学界名人的注目。此后，他的文章不断刊登在各种学术刊物上。作为一名中年业余研究者，在十余年的时间里，陆续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，其中的艰难与甘苦，旁人恐怕很难体会。他曾用“视苏老泉（苏洵）已瞠乎其后”来形容自己的经历。1937年，经陈垣先生的推荐，岑仲勉进入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，成为专业学者，此时他已经52岁了。
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历史语言研究所几经辗转搬迁，尽管时值战乱，但岑仲勉依然专心治学。1937—1948年，真可以用“喷发”来形容岑仲勉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。不仅他的代表作，如有关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研究的系列论文、对《元和姓纂》等唐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完成于此时，而且解放后陆续出版的《突厥集史》、《隋书求是》、《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》等书的初稿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。1948年，岑仲勉南下广州，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，1961年病逝。在他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，共撰写了近200篇论文，著作19种，共计近1000多万字，可以称得上“著作等身”。
岑仲勉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。在先秦史、历史地理、中外交通、民族史等领域均有所建树。比如他运用对音法研究西北史地，颇有独到之处。而在他的研究领域中，最为精到的当属隋唐史。他重实证考据，尤其擅长运用名物、制度、地理掌故等多方资料，比对考证史实。例如，《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》一文，以唐代官制入手订正《曲江集》制诰的错误，并使人由此而对唐代文官制度有所了解，一举两得。他对唐人文集与唐代典籍的研究整理，尤见功力。不少成果不仅超过同时代的人，而且至今仍可称为范本；。像对《元和姓纂》、《郎官石柱》等等的考证整理，如果今天的读者在使用这些典籍时弃岑校不用，几乎成为不可想象、贻笑大方的事。
以金石证史，是岑仲勉学术的另一特点。清代金石学颇盛，大抵为专金石而兼史与专史而兼金石两途。他的金石证史继承了清代金石学中后者的精髓，加之他力求避免清代金石学或过信石刻、或偏责史失的弊端，因此他的《金石证史》、《贞石证史》、《续贞石证史》不仅成为他的代表性成果，也对以后的学人以一种方法上的启示。
斯人已矣！岑仲勉先生丰富的学术成果，绝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详尽的。只是希望通过这篇小文，令“岑仲勉”这个名字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一些印象，一代学人不至于那样迅速地被人们遗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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